维多利亚·伍德赫尔 1838–1927
十九世纪的女性主义圈子里，维多利亚·伍德赫尔几乎没有朋友。该运动的主流领袖们纷纷拉高裙摆表示嫌恶，她被称为“毒蛇”“厚颜巫婆”，还是一幅流行漫画中的“撒旦夫人”：一个长着蝙蝠翅膀的妖妇，手中兜售写着“靠自由恋爱得救”的邪恶小报。正如亨利·詹姆斯讥讽地说的那样，维多利亚“毫无体面可言”。
然而，正是这种“不体面”，这种边缘气质、脱离女性社会驯化的自由，使她成为所有人中最具先锋性的女性主义者。当那些道貌岸然的女权主义者犹豫妥协、吟咏纯洁与道德时，维多利亚却以革命者的姿态纵身跳入政治舞台，掀起惊涛骇浪。
她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投票权，而是女性彻底解放：工作机会平等、家庭自由、联邦公共支持、财富再分配，以及性解放。她超越了自己的时代，也超越了我们的时代。她主张：只要我们尚未在卧室中获得胜利、尚未夺回那种“泵动式高潮”的遗产，我们就仍受制于男性权威——哪怕我们能主掌华尔街、竞逐白宫。
作为女神的继承者，维多利亚“鱼与熊掌兼得”：她不仅开设了自己的证券公司、竞选总统——两者皆为女性史上首次——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情欲女神。她将情爱艺术用于愉悦与利益，征服了另一座又一座高峰。在她之前，美国还没有哪个女性曾创办并主办自己的报纸、在国会演讲、或公开实践自由恋爱。而她却将这些全都融于一身，再加上她在女性权利运动中的一线领导地位，她的人生如同一场光辉又戏剧性的史诗。
光是在童年存活下来，就已是一种英雄事迹。作为十个孩子中的第七个，她出生于俄亥俄州霍默郊外的木屋中，一个争斗不休、被社会视为边缘败类的家庭。她那文盲的母亲常在苹果园中与灵魂对话，这份“天赋”也传给了小维姬，她从婴儿起便声称能见天使、预知未来。违背所有统计概率，她从小就预见自己将有“被选中的命运”。
她的父亲倒是看到了更“现实”的可能性。巴克·克拉夫林是个小偷和下层骗子，他将维姬与她妹妹泰妮当作“灵媒”出租，一次一美元。为了让她的预言更“逼真”，巴克鞭打、虐待、甚至可能性侵维姬，直至她昏迷濒死。
为她治疗的医生——卡宁·伍德赫尔——随即将她拐走并娶了她。当时她才十五岁，是个瘦弱贫寒的小姑娘，只有三年级学历，毫无资源，唯一拥有的，是一种“不可动摇的自我价值感”、以及一份对诱惑（与改变意识状态密切相关）与革命政治的早期训练。
然而，这些潜力被压抑了多年。卡宁是个酒鬼、庸医、花心浪子与废物。他带她住进肮脏的公寓，让她靠演戏和兼职卖淫养活他们一家四口（其中一子有智力障碍）。最终，灵魂的声音将她召回家族，她加入家人的巡回卖药演出，担任“心灵疗愈者”。
二十岁出头时，她历经炼狱般的试炼，已练就生存直觉与性魅力的铠甲。她发展出一种结合心理咨询与“陪伴服务”的早期触摸疗法。为男人“手疗”时，她用“深沉悦耳的嗓音”读出他们潜藏的恐惧，让他们感到“自己是宇宙的中心”。她不惧文化中的身体恐惧，相信自己拥有“强大的性能力”，并且应该运用它。
当英俊的南北战争老兵詹姆斯·哈维·布拉德上校前来求诊时，她在五分钟内便诱惑成功。此时她已曲线毕露，常穿贴身黑衣，面容如菲狄亚斯雕刻的雅典娜——五官深刻，嘴唇饱满，一头红棕色浓发。他刚一落座，她便陷入深度入神状态，宣告两人命中注定，随后引他上床。他们各自离婚，于1866年订立“开放式婚姻”。
两年后，维多利亚又从“彼岸”接到一道命令：德摩斯梯尼的幽灵召她前往纽约——这座在南北战争后充斥贪婪的混乱之都。她与妹妹泰妮一同锁定了76岁的金融巨鳄康奈利斯·范德比尔特，并实施双线夹击：泰妮负责床榻，维多利亚则在通灵室传达祖先信息与股票秘籍。他送给姐妹俩一家经纪公司——伍德赫尔-克拉夫林公司，这两位“金融女王”靠它大发横财。在“黑色星期五”的黄金恐慌中，她们一日净赚七十万美元。
终于财务无忧后，维多利亚转向革命。有记者在首届全国妇女选举大会上注意到她，称她是“未来女性”，这位记者押对了宝。她创办激进报纸《伍德赫尔与克拉夫林周刊》（首家发表马克思文章的美国刊物），又在默里山的豪宅开设先锋沙龙，聚集了吵闹的家族成员与另类思想导师，如自由恋爱者、乌托邦主义者、灵媒史蒂芬·安德鲁斯。
安德鲁斯成为她的导师与效忠者；而将军本杰明·巴特勒则是她的幕后军师。在午夜甜甜圈与威士忌之间，他们筹划了她的《伍德赫尔宣言》，她本人亲自递交至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。
那是一场“莉莉丝式”的法律表演。她以“流畅而锋利”的口才论证：女性既然在法律上是“人”，那么依据宪法，她们已然拥有投票权。1872年，她再投震撼弹：成立平权党，宣布竞选美国总统。在全国各地爆满会场，她提出一系列超前几十年的改革主张：社会保障、国民教育、累进税制、反垄断法、全球外交政策、国际联盟，当然还有普选权。这是一个彻底颠覆体制的“莉莉丝纲领”。
但她的“性纲领”断送了一切。
主张“女性性自由”这一番讲道让女权主义者与保守乡镇一同惊骇。她大胆亵渎男性特权与女性贞洁，主张性标准一致、高潮平等、情欲艺术培养，以及女性在性领域的“最高主权”。如果这导致女性超越婚姻边界，那就顺其自然。“是的，我是自由恋爱者！”她雷霆般宣告，并身体力行。有一晚，她对集会上护送她的男士说：“我真想与你同床。”随即将其带回家。这类举动让清教徒式的美国无法接受。她被支持者抛弃，竞选活动崩溃，遭到嘘声、封杀、拒租。当她以“泄密”方式反击，揭露花花公子牧师亨利·比彻（她与其及其盟友西奥多·蒂尔顿曾有性关系）伪善时，她被投入卢德洛监狱。在那里，她收到了1872年总统选举的消息——那也是她政治生涯的告别曲。
这场丑闻毁了她在美国的一切。最终，她与庞大而放纵的家族远赴英国重整旗鼓。她与布拉德离婚（后者悲愤大叫：“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抛弃了我！”），并将自己重新包装为英国市场版本。她穿着一袭黑裙，仅佩戴一朵红玫瑰，以“性教育”为题进行公开演讲。
她吸引了一位富有银行家约翰·马丁的注意。后者说她“比任何人都更充满生命”，甚至称她带有“奇迹之力”。她治愈了他某种不明性困扰，二人于1883年成婚。此后，她便以“英剧庄园女主”之姿掌管乡间宅邸，直至1927年去世。
表面上看，她似乎回归了亚当的伊甸园。但马丁从未主宰她，反而如玻璃器皿般细心呵护，鼓励她继续激进事业。她创办了左翼杂志，持续宣传激进社会改革，尽管语调已较温和。1892年她再次参选美国总统，虽再度落败，却轻描淡写地笑说：“说实话，我比这个时代早了几十年。”
她或许是史上最被低估的先知。维多利亚·伍德赫尔预示了21世纪自由主义议程，构想出后现代女性的完全赋权。临终前，她阻止一位园丁除草：“这些杂草有勇气在人的路上生长，别杀了它们。”
她深知：要抵挡不公正之潮，光靠正经程序与“常规路径”是不够的。有时，你得成为一个“女流氓”、煽动者、变形者与破坏者”。正如她所说：“女人，是一种宏伟的诱惑力，是诱惑、影响与力量的弹药库。”而她，正是这句话最鲜明的实证**：一位“美丽的女诱惑者”用自己的存在震撼了十九世纪的美国，所激起的“文化地震”至今仍在回响。